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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牛儿出气打阎婆，正好帮助宋江趁乱逃走。阎婆认定唐牛儿是宋江从犯，拿了见官。
唐牛儿的失误，有且只有好事儿。一个如此低贱的人，怎么有资格和本钱去掺和宋江的家事？
人蕞怕的，就是没有自知之明。
但是从另一个方面，也让我们看到，所谓的义气，是有取舍的。在宋江和唐牛儿之间，人们趋利避害，冷酷的选择了宋江。
宋江，即便犯了罪，也是一个有江湖威望的人。而唐牛儿，就算奉公守法，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。他死也好，活也罢，对人们的生活，没有丝毫影响。就如同他从未来过。
    这就是这个世界，残酷的本质。
 
王充赞成“无为而治”，这意思在《论衡?自然》中说得明白：“蘧伯玉治卫，子贡使人问之；‘何以治卫？’对曰：‘以不治治之。’夫不治之治，无为之道也。”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，与孔子同时代人，孔子到卫国时曾在他家住过。子贡是孔子的弟子。此典出自《淮南子》，蕞后一句“夫不治之治，无为之道也”，则是王充的点评。“不治之治”的两个案例及王充之诠释，却极易产生负面作用，有必要作点剖析。
王充说的地一个案例是曹参：“曹参为汉相，纵酒歌乐，不听政治，其子谏之，笞之二百。当时天下无扰乱之变。”汉初崇黄老之术，“萧规曹随”确是一个“不治之治”典型的案例，“参代何为汉相国，举事无所变更，一遵萧何约束”，其要义在于不要扰民，不要折腾，不要朝令夕改。《史记?曹参传》有一段曹参与汉惠帝的对话，大概可以作为“萧规曹随”的经典诠释：“参免冠谢曰：‘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？’上曰：‘朕乃安敢望先帝乎！’曰：‘陛下观臣孰与萧何贤？’上曰：‘君似不及也。’参曰：‘陛下言之是也。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，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’”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为汉相的曹参可以“纵酒歌乐，不听政治”。大政方针如何灵活把握，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；“明具”的“法令”如何贯彻落实，以使王子犯法庶民同罪，如此这般，“参等守职”真要“遵而勿失”并不容易。倘若相国“不听政治”，官吏扰民，何人去管？倘若相国“纵酒歌乐”，上下效之，岂不扰民？
王充所说，并非出于他的杜撰，《史记?曹参传》还有更详细的记载。“其子谏之”，乃是汉惠帝所“使”，而曹参与汉惠帝的对话，正在曹参笞子“二百”之后。对于他的“日夜饮醇酒”而“不事事”，卿大夫以下之官吏以及宾客亦“皆欲有言”，而曹参常让他们一起喝酒“醉而后去，终莫得开说”。《史记》以此种种来诠释“萧规曹随”，取材大有偏颇，叙述过多渲染。然王充之《论衡》，无论圣人贤人所言，经史子集所书，凡有虚妄的，夸张的，言过其实的，往往都有挑剔并以常识评说，对于“萧规曹随”的“不治之治”，却偏偏只述“纵酒歌乐，不听政治，其子谏之，笞之二百”，窃以为大有误导之嫌。
王充说的第二个案例是汲黯：“淮阳铸伪钱，吏不能禁，汲黯为太守，不坏一炉，不刑一人，高枕安卧，而淮阳政清。”汲黯是汉武帝时的大臣，以不畏权贵，敢犯龙颜，为官正直而有操守著称，以至当面批评汉武帝“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”，使帝“默然，怒，变色而罢朝”。故虽为汉武帝所敬畏却不为汉武帝所倚重，其官越当越小。他为淮阳太守，乃是“黯坐小法，会赦免官”之后的事。因为“吏不能禁”，汉武帝方才想起汲黯，让他去啃这块硬骨头的。